在聪明智慧方面，我们并不比西方人差；但在学问事业方面的成就，我们常赶不上他们。原因固然很多，身体羸弱是最重要的一种。西方人说：“生命从四十岁开始。”他们到了五六十岁时，还是精强力壮，还有二三十年可以在学问事业方面努力。我们中国人到了四十岁以后，精力就逐渐衰惫，在西方人正是奋发有为的时候，我们已宣告体力的破产，作告老退休的打算。在普通的西方人，头三四十年只是训练和准备的时期，后三四十年，才谈到成就与收获；在我们中国人，刚过了训练和准备的时期，可用的精力就渐渐衰竭，如何能谈到成就与收获呢？无论是读书、写字、做文章、用思想、演说、打仗，或是办事，都必须精力弥满，才可以做得好。我们许多事情做不好，就因为精力不弥满，好比营养不足的树木，结的花果也是萎缩的。

体格羸弱不但影响学问事业，还可以影响到性情和人生观。我常分析自己，每逢性情暴躁，容易为小事动气时，身体总有点毛病，如头痛牙痛之类；每逢心境颓唐，悲观厌世时，精力大半很疲惫，所以供给的精力不够应付事务的要求。在睡了一夜好觉之后，清晨爬起来，觉得自己生气蓬勃，对人也特别和善，处世乐观；也没有见过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在身体方面没有丝毫缺陷。我们青年中，许多人都很悲观厌世，暮气沉沉，我敢说这大半由于身体不健康。

身体羸弱的恶影响还不仅此。德行的亏缺大半也由于身体不健康。西谚说：“健全的精神寄予健全的身体”，这句话的意味实在无穷。我常分析中国社会的病根，觉得它可以归原到一个字——懒。懒，所以萎靡因循，遇应做的事不肯做；懒，所以马虎苟且，遇不应做的事不能抵抗引诱而不去做；懒，于是对一切事都朝抵抗力最低的方向走，走到道德的破产。懒的原因在哪里呢？懒相当于物理的“惰性”，由于力的缺乏，由于弱由于体格不健全。精神的破产毕竟起于身体的破产。

生命是一种无底止的奋斗。一个士兵作战，一个学者研究学术，或是一个公民勇于尽自己的责任，向一切恶引诱说一个坚决的“不！”向一切应做的事说一个坚决的“干！”都需要一番奋斗的精神，一股蓬勃的生活力。我们民族所最缺乏的是这奋斗所必需的生活力。尤其在这抗战建国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彻底认识这种缺乏的严重性，极力设法来弥补它。

弥补的方法很多，最重要的是运动的普遍化。我们必须放弃以往一般学校送选手装门面的陋规，要把运动推到每一个城市里，每一个乡村里去，使它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节目，有如睡觉、穿衣、吃饭。我们应该提倡个人运动，尤其要提倡团体运动。我们一向团体纪律最差，合作互助的精神几乎没有。团体运动不但可以提高民族的生活力，还可以培养尊重秩序与合作互助的习惯。近代条顿民族特别爱好运动，在运动场上他们培养战斗的技术与政治的风度。一个人公正，他们的习惯语说他有“运动家气派”（Sportsmanship）。英国名将威灵顿常说：“瓦特庐胜仗是在义顿和哈罗两校的运动场上打来的。”这话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们必须在运动场上多下工夫，然后可以希望类似瓦特庐的战绩。

（ 摘自珞珈新闻网原载乐山《诚报》1942年10月20日）